據世界銀行的統計，全球主要地區的生育率都在下降。在2020年，南韓婦女的生育率只有0.84，香港0.87，新加坡1.1，中國大陸1.28，日本1.34，德國1.53，英國1.56，美國1.64，法國1.83，全部都低於最低要求(要維持人口持續平衡，生育率必須維持在2.1或以上)。
全球的生育率，曾在1960至1965年期間達到頂峰——5.03，即每個女性一生中平均生5.03個孩子。隨後女性的生育率就迅速回落，到2020年，全球的生育率已跌到快破2.1的臨界線。一旦跌破這條線，全球人口就遲早進入負增長，人類就有在地球上消失的威脅。
一般言論，都喜歡以經濟上的原因來解釋生育率為何會不斷下跌。本欄之前亦有以此角度去分析這個問題。不過，我認為生育率趨跌還有一個重大原因，就是與女權膨脹有相當大的關係。只不過這種論調政治不正確，提出者常會被女權分子圍攻。曾有學者因持這種觀點，差點連大學的教職也保不住。
然而，人應該有面對現實的勇氣。當人類的存亡面對這麼大的威脅的時候，沒有理由連實事求是地探討一下問題的起源也不允許。那叫社會如何對症下藥？
女權的一項重要內容是：女性對自己身體擁有自主權，包括選擇是否避孕，是否墮胎。即是說，女性有權選擇是否生孩子。
這些女性權利，現在被視為理所當然；但在女權主義冒起之前，卻是不容女性在這方面有自主權的。大部分宗教，都視生育為女性的天職，是女性不可推卸的責任。有些甚至說，女性活該在懷孕與生育兒女時承受多一些苦楚，因為這是上帝對女性的始祖違背主名的懲罰。
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社會，包括日本、韓國與越南等，強調三綱五常，要求女性出嫁從夫，為夫家繁衍盡量多後代是女性最主要的責任。不能生育是休妻的最佳理由。相反，孩子生得多，女性就可在家族中爭取到更高的地位。
在這樣的宗教信仰與倫理道德下，女性是不可能有生育上的自主權的。
現實是生育並非個人的需要，而是種族與家庭的需要。由於生育為個體帶來的只是負累與痛楚，因此，當個人主義抬頭後，女性自然覺得沒有理由把生育的責任完全放在女性身上。
為此，大部分富裕國家已意識到有需要利用社會資源，向願意生育的女性提供各種形式的支援以作鼓勵。這些支援包括稅務上的，福利上的，假期上的，以至是直接金錢補貼，只是效果並不明顯。結果是資助年年加，生育率依然是年年減。
在苦無良策之下，有些右派政治勢力企圖又再透過宗教與倫理的力量，嘗試以立法來對女權作一定的限制。美國的最高法院近期就對婦女墮胎權諸多設限，引來女權力量的強烈反彈。這場較量究竟會如何演變，還有待觀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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