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了讓本港經濟在復常下得以全速復甦，財爺採取「中間偏鬆」的財政姿態，既派消費券，又減稅減差餉，繼續利民紓困，兼且支援企業，這些都是要大量花錢的。然而，經濟才剛開始復甦，政府的財政收入有限，庫房入不敷支。為了減輕赤字，政府苦無良策，唯有接受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的建議，向馬會開刀，要求馬會交更多的博彩稅。
政府認為香港的財赤並非結構性的，疫情過去後，一切當可復常，經濟好轉後，政府財政又可以有盈餘，因而並沒有增加博彩稅的稅率，而是要求馬會自新財政年度起，連續五年每年向政府繳交24億元「額外足球博彩稅」，合共120億元。
於一般小市民而言，眼見疫情下馬會收入依然創紀錄，要馬會回吐一部分給社會亦不為過。不過，於同樣要交稅的商界而言，就容易產生不安感覺，不知道甚麼時候政府亦在未清晰交代稅率的徵收準則下，要求商界繳交額外的利得稅。商界寧願按一貫做法調整稅率，亦不想政府可以「話加就加」，單憑長官意志，毋須客觀理據。這樣的先例，商界不想看到。
馬會當然不認同這種「話加就加」的做法。馬會認為香港的博彩稅已是全球最高，政府應考慮調低，以增加彩池在全球的競爭能力，沒有理由還要馬會增加負擔。馬會擔心，此舉只會益了非法的外圍投注及境外莊家，妨礙政府對賭業的合法管治與最終收益。
不過，馬會要交比別人多的博彩稅，是因為馬會在香港有獨家經營權，政府把「足球博彩」業務也交馬會經營，已算對馬會非常厚愛。年輕一代對賭波的興趣遠大於賭馬，馬會源自賭波的收入，增幅比賭馬更驕人。
假設政府肯考慮減馬會的足球博彩稅，相信亦會同時要求馬會放棄獨家專營權，讓其他商業機構一起參與競爭。於馬會而言，相信寧願交多點稅，也好過失去專營權。
「賭馬」需要比賽場地，需要管理馬房及操練馬匹，社會成本不菲，讓馬會專利還說得通；但「賭波」只需要有副電腦及相關軟件就可以運作，不用建球場，養球員，辦球賽，一樣有得賭，利潤豐厚，可以為政府財政收入提供來源。只是政府不想香港社會沉迷賭博，無意讓賭業過度普及，所以不介意香港的賭業發展及不上國際水平。
雖然馬會設計出來的賭法不及國際大莊家，但去年馬會仍錄得2,900億的投注總額，創了歷史新高。馬會因而有能力向政府繳交了270億元的博彩稅，還另外拿出66億元回饋社會，資助各類公益事務。相信以馬會的財力，即使今後五年每年要多交24億元的稅款，亦應該承擔得起，不至於會影響馬會如常從事公益活動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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