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名西醫被發現在疫情流行期間發出了二萬八千多張「免針紙」，佔了全部發出的免針紙的大半。從表面證據來看，事件已顯得不尋常。全港這麼多的醫生，為甚麼「免針紙」如此集中由這七名醫生發出？他們並非這方面的專家顧問，社會上的知名度亦不高，能有這麼多人找上門，內裡應該別有原因。再者，他們的收費並不便宜，警方懷疑有人徇私枉法濫發「免針紙」，繼而進行調查亦十分合理，相信警方拘捕前已掌握到充分證據。所以，社會上並沒有聲音懷疑警方拉錯人。不過，社會並非人人認同政府可以透過行政命令一下子把這二萬八千多張「免針紙」全部作廢，原因是這七名醫生雖有濫發的嫌疑，但不代表他們發出的「免針紙」全部都是不當的，難保其中有些人真的應該豁免。政府在頒發行政命令時，不應完全忽略這種可能性。
為此，有人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，並獲法院頒發臨時禁制令，令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，暫且繼續接納這七名醫生發出的「免針紙」，讓持有者可繼續以此作「疫苗通行證」之用。
立法會選委界議員江玉歡是首位公開質疑政府做法的公眾人物，她的言行受到建制派議員的批評，為吸引眼球而不惜妨礙政府施政，不是「愛國者」應有行為，還威脅要與她割席。
我覺得出現今次事件是好事，起碼可以證明在香港仍可以進行司法覆核，而政府亦會先遵守法庭的判決，不會公開提出異議。事件令我想起美國最高法院宣布憲法並沒有賦予女性墮胎權利時，美國總統拜登就第一時間質疑法院的判決，並揚言他領導的政府一定會對著幹。事件反映特區政府的守法精神猶勝美國政府。
本來，我並不贊成動不動就搞司法覆核，去削弱政府行政主導的。如果Omicron的殺傷力一如SARS那麼厲害，政府當然應該以從嚴的手法去防止疫情散播；但現在新冠病毒的殺傷力已相對轉弱，才為法庭提供空間去照顧一下個人權益。其實，現在法庭發出的只是臨時禁制令，並不代表法庭已經判斷政府今次做法是不當的。如果香港現時的疫情如SARS期間那麼嚴重的話，法庭可能會有不一樣的判斷。
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後，海外一直有聲音擔心香港的法治受到破壞。現實是國安法涵蓋的只是一個特定的範圍，且大部分國家都如是，香港並非特別嚴厲。因此，我們並不能因為國安法在執行的時候，有需要在維護個人自由方面作折衷，就說香港已失去法治。今次特區政府在處理民間對政府行政挑戰的態度的表現，顯示特區政府是有法治精神的。這同時亦證明，香港的確是在履行一國兩制，因為同樣的事情是不會在內地發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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