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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名西醫被發現在疫情流行期間發出了二萬八千多張「免針紙」,佔了全部發出的免針紙的大半。從表面證據來看,事件已顯得不尋常。全港這麼多的醫生,為甚麼「免針紙」如此集中由這七名醫生發出?他們並非這方面的專家顧問,社會上的知名度亦不高,能有這麼多人找上門,內裡應該別有原因。再者,他們的收費並不便宜,警方懷疑有人徇私枉法濫發「免針紙」,繼而進行調查亦十分合理,相信警方拘捕前已掌握到充分證據。所以,社會上並沒有聲音懷疑警方拉錯人。不過,社會並非人人認同政府可以透過行政命令一下子把這二萬八千多張「免針紙」全部作廢,原因是這七名醫生雖有濫發的嫌疑,但不代表他們發出的「免針紙」全部都是不當的,難保其中有些人真的應該豁免。政府在頒發行政命令時,不應完全忽略這種可能性。

為此,有人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,並獲法院頒發臨時禁制令,令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,暫且繼續接納這七名醫生發出的「免針紙」,讓持有者可繼續以此作「疫苗通行證」之用。
立法會選委界議員江玉歡是首位公開質疑政府做法的公眾人物,她的言行受到建制派議員的批評,為吸引眼球而不惜妨礙政府施政,不是「愛國者」應有行為,還威脅要與她割席。

我覺得出現今次事件是好事,起碼可以證明在香港仍可以進行司法覆核,而政府亦會先遵守法庭的判決,不會公開提出異議。事件令我想起美國最高法院宣布憲法並沒有賦予女性墮胎權利時,美國總統拜登就第一時間質疑法院的判決,並揚言他領導的政府一定會對著幹。事件反映特區政府的守法精神猶勝美國政府。

本來,我並不贊成動不動就搞司法覆核,去削弱政府行政主導的。如果Omicron的殺傷力一如SARS那麼厲害,政府當然應該以從嚴的手法去防止疫情散播;但現在新冠病毒的殺傷力已相對轉弱,才為法庭提供空間去照顧一下個人權益。其實,現在法庭發出的只是臨時禁制令,並不代表法庭已經判斷政府今次做法是不當的。如果香港現時的疫情如SARS期間那麼嚴重的話,法庭可能會有不一樣的判斷。

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後,海外一直有聲音擔心香港的法治受到破壞。現實是國安法涵蓋的只是一個特定的範圍,且大部分國家都如是,香港並非特別嚴厲。因此,我們並不能因為國安法在執行的時候,有需要在維護個人自由方面作折衷,就說香港已失去法治。今次特區政府在處理民間對政府行政挑戰的態度的表現,顯示特區政府是有法治精神的。這同時亦證明,香港的確是在履行一國兩制,因為同樣的事情是不會在內地發生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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